科技成果转化难确实是一个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不仅是中国，国外高校成果转化也挺难的。

　　第一，从成果端来看，目前有一些声音说国内高校成果难，是因为成果的质量不高。我是不同意这个看法的，我认为国内高校有大量的好成果，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确实是有原因的。

　　从成果存量上来说，我们需要科学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把那些有转化前景的成果筛选出来。美国的高水平大学会在专利申请前进行评估，称为发明评估，除了评估成果本身的技术价值，更重要的是评估成果的商业价值，只有具备商业价值的成果才允许进入申请专利的通道。在美国，发明专利费是极其昂贵的，如果科技成果不准备应用，那就没必要申请专利，申请专利就是为了在技术转移和应用中保护知识产权。国内还需要逐步建立统一、规范的成果评价机制。

　　美国大学普遍在专利申请前，由技术转移办公室指派技术经理人或技术许可专员进行发明评估，国内其实可以发展专业的第三方机构来做这个事。天津市已经培养了两批科技成果评价师，这些评价师有的来自社会化机构，有的是高校院所里原本就从事技术转移工作的人员。

　　从成果增量上来说，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激发更多更好的成果产出，这就涉及到评价导向的问题。从个人评价来讲，过去的科技工作者比较重视拿大项目或者申报科技奖励，不太重视成果的转化应用，这跟高校职称评价、业绩考核导向相关。但是国家和各省市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成果转化激励政策，绩效评价的导向已经在扭转了。像我了解的天津市一些高校，已经把横向项目按一定比例与纵向项目相对应，列入职称评定的考核指标了。

　　此外，除了个人评价导向，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评价导向也变了。2020年5月，科技部、教育部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文件里提到教育部将技术转移机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效纳入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监测和成效评价，作为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

　　第二，从动力和能力上来说，大家为什么要做成果转化？好的成果出来了，能不能转化出去？我认为现在从宏观层面，国家和各省市密集出台的这一系列新规新政，包括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三权下放，科研人员能够从科技成果转化中获得收益分配、享受税收优惠等，成果转化的动力问题已经解决。

　　而成果转化的能力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政策落实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和各省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新政密集出台，政策条款之间关联性极强，让每一位科研人员都能够知晓政策、掌握政策是提升成果转化能力的关键之一。天津市已对全市所有高校、院所的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开展全覆盖式的政策宣讲。

　　提升成果转化能力的另一个关键就是要协调各部门去落实政策。成果转化不仅是科技部门的事，还涉及到多个部门，比如负责绩效工资、创新创业人员流动的人事部门，负责职务科技成果国有资产处置的国资部门，负责收益分配、成本核算的财务部门，以及负责税收优惠政策落实的税务部门等。如果科技成果采用作价入股形式转化，学校还要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来代学校持股，这又涉及到工商注册、变更等等问题。所以说，成果转化工作需要建立一个机制，协调多部门共同参与、达成共识、统一标准，既能各司其职，又能协调配合。

　　第三，从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上来说，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还需要发展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和人员，培养专业的技术经理人，制定合适的收益分配机制。校内的技术转移人员可以作为“为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人员”来参与分配，校外的社会化技术转移机构如果帮助促成了成果转化，高校也可以建立市场化合作机制，支付一定比例的佣金，列入成果转化成本，扣除这部分成本之后的收益再在校内进行分配，这也是一个利益激励的问题。

　　除了收益分配以外，高校技术经理人的职称问题也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过去从事技术转移的高校老师职称晋升缺少通道。去年，天津市在工程技术系列里增设了技术经纪职称专业，设置从初级到正高的评审标准，并设置相应破格条件，职称评定结果京津冀互认。

　　总而言之，成果转化面临成果端的存量和增量问题，制度层面的动力问题和落实政策的能力问题，以及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队伍和人员的建设、利益激励、职称晋升等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提升高校成果转化效率。